5月12日下午，州委统战部的杨春华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参加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座谈会。还在三月份的时候，杨春华就把州委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调研抗战时期费孝通在我州禄丰大北厂村（“禄村”）、李珍庄村（“易村”）进行社会调查，成就其事业巅峰的《禄村农田》巨著的调研成果《端好统战调研饭碗——费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启示录》一书寄给了我。杨春华写散文。我们经常参加楚雄州文艺界的文学创作活动，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文友了。我作为楚雄州17名网络意见人士之一，三年前，杨春华曾邀请我到楚雄州委统战部做一次访谈，说是留点图像资料，可惜当时我医院的工作忙，脱不了身。但我还是期望在我五年县政协委员履职期间，能参加州委统战部组织的一次社会活动，给自己的人生留点念想，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原本计划好我调班后自己坐班车到楚雄参加研讨会，会议地址我都通过好友余继聪问清楚了，下车后自己导航去便可以了，没想到南华县委统战部还是为此派了一辆公务车，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进州政府大楼，要戴口罩，通过身份证加人脸识别才能进入。省委统战部研究室（宣传办）主任戴有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杨荣昌，州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俊国，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工商联党组书记李维峰，永仁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张丽梅等出席会议。研讨会由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侨办主任杨晓琼主持。全州十县市统战部有关负责人、7家民主党派有关负责人、秘书长，州民族宗教委、州工商联、州侨联科级以上干部，州委统战部全体干部职工约80余人参加研讨会议。张俊国作了总结讲话，戴有锟作了点评讲话，对工作业务作了指导，我听下来他的讲话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宣传调研工作如何跟着省上走，要走到哪里去”，信息量很大。
我认识、平时搞文学创作的参会人员有杨荣昌、刘兴祥、商宇宏等人。
会议安排我在第７位发言，主题是《费孝通“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启示录读后感》，因会议通知上说，研讨形式是圆桌研讨、脱稿发言、分享事例。这样的方式我最赞成，也就没有事先拟定发言稿。但到了会议现场才发觉，自己还是缺少社会经验，通知虽说脱稿发言，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准备了发言稿，包括口齿伶俐，平时演讲水平很高的杨荣昌。只有州委党校的龙发科和我没有准备讲稿，即兴发言。龙老师是党校老师，看得出理论水平很高，讲课也训练有素。只有我是这次研讨会上来自最基层的发言人，少有这样的机会与经验，显得有些局促。
我的即兴发言围绕三点：
《禄村农田》成就了费孝通的人生，是一部社会学巨著。如今，八十多年前费孝通在禄丰大北厂村进行田野考察时居住的土主庙、文昌宫，汲水的水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碾压，正面临消失的命运，但这些珍贵的史迹都被保存在了这本《端好统战调研饭碗》文集里。费孝通在中国是个大师级的人物，我１９８４年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费孝通１９３８年在禄丰县进行社会调查之事后，就一直心怀好奇：偌大个中国，费孝通为什么要把调查地点选在我们楚雄禄丰？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的日常生活艰苦又朴素，除了鸡猪牛羊，整天繁重的劳作，再平凡不过了，能有什么学术价值可以研究与探讨？费孝通来我们云南偏僻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在这本《端好统战调研饭碗》中全都找到了答案。原来，《禄村农田》是费孝通继家乡江苏《江村调查》之后的又一次对比调查；选择禄丰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出版过一本《云南省农村调查》，禄丰就在其中，已经有一些基础资料可作对比研究。在选取调查样本时，费孝通已有了自己的考量：不能离县城太近，也不能太过偏僻，大北厂村、李珍庄、易村就符合这样的调查要求。还有就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大北厂村人王武科的介绍。费孝通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为抗战胜利后恢复经济做准备，为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做理论准备。费孝通曾三次到禄丰，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８年在大北厂村住了３８天；第二次１９３９年秋天假期又到易村住了两个多月；第三次是１９９０年５月３０日，８０岁高龄的费孝通重返禄村，故地重游，惊喜地看到，五十二年前的房东孙子已经开办起了塑料厂、加工厂，做起了冰棒。费孝通认为农民要富裕，还是得走城镇化道路，向副业和工业转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是热爱我们楚雄的，对禄丰人民充满了情感。１９９０年访问楚雄时，还在我们南华沙桥留下一首诗：五尺道开南国通，滇彝文化数楚雄，苍翠山林今犹在，百花争艳遍地红。赞美了楚雄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费孝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１９６１年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尼、缅甸回国，途经沙桥天子庙坡，也写了首诗，叫《天子庙坡》，其中有“滇西林木遭破坏，山童濯濯无余柯”的诗句。费孝通的“苍翠山林今犹在，百花争艳遍地红”感觉就是对郭沫若那首诗的回应。遗憾的是，我在口头发言时，把费孝通的诗忘记说了。
我讲了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刘尧汉，他是我们南华马街沙坦郎人。刘尧汉是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时的学生，也从事社会学研究。刘尧汉在大三时，放暑假回到马街沙坦郎，通过调查自己的家族史，写出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手稿，费孝通看过之后指导他，继续完善这样的社会调查。后来，这篇文稿受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高度赞扬，他在《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中说：“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的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将刘尧汉的调研形象地赞誉为“山野妙龄女郎”。把那些引经据典，大量充斥资料的论文形容成贵族老太太。刘尧汉后来创建彝族文化学派，成为彝族文化泰斗，继承了费孝通的调研遗风。他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长期间，虽年事已高，却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三年间，足迹踏遍云、贵、川的山山水水，考查彝族向天坟，写出了巅峰之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中国文明的源头，就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当中！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教授横山广子，１９８９年率学生来我南华岔河进行民俗考察，回日本后根据自己的社会调查，出版了一本书。从彝族的生活习俗、彝语发音、崇尚黑色及臀部胎记等等一系列特征分析，认为日本人的根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当中。她的这本论著，一下子引起了世界各国人类学、民族学专家学者的关注，这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每年会有两三千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的游客来岔河咪依噜风情谷考察、寻根的原因。１９９３年，横山广子又自费来到楚雄唯一的一个白族乡——雨露，进行社会学调查，回去后也出版了一本书。但这一本就没有像写岔河那一本引起强烈反响，所以没有带来社会效应。日本学者横山广子三十多年前，就有这样“发现”的眼光，就能进行如此有价值的人类学研究，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如果我们把费孝通、刘尧汉、横山广子这些社会学专家联系起来看，他们身上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共性特征，他们的调研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楚雄州的统战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云南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戴有锟在作指导讲话时对今天的研讨会以“华山论剑”给予褒扬，并对做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提升统战工作服务中心、加大统战条例宣传做出布置。戴有锟主任提出的统战工作成果要多样性，包括用纪实散文，甚至电视纪录片等，本人非常赞同。楚雄州委统战部应该将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调研成果，与江苏费老的家人和后人沟通，与民盟中央、云南省民盟交流，建设费孝通“云南三村”纪念馆，也是我当初想在研讨会上讲的内容之一，还想说《端好统战调研饭碗》这本调研文集，应该印成有书号的正式出版物，便于收藏在图书馆及档案馆里，这样才能利于调研成果的永久保存。考虑到自己在基层人微言轻，会上不适合这样的表述。
最后，州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俊国对这次研讨会做总结评价。张副部长的会议记录看来比较全面，１８个人的发言主题，他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归纳，逐一点评出其亮点，也是用了一番心思呢。“要让楚雄统战宣传工作在全省形成风景这边独好”是他讲话的结尾，我觉得很有气势。
今天的研讨会上，针对调查研究发言的人有：双柏县委统战部苏剑波，楚雄市委统战部张汝明，州侨联高海霞，永仁县委统战部张丽梅，农工党楚雄州委董传波，民盟楚雄州委商宇宏，州社会主义学院龙发科，南华县龙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显宏，楚雄州委统战部杨春华，州社科联刘兴祥，省委宣传部文艺理论处杨荣昌。针对信息宣传工作发言的人有：牟定县委统战部杨玲，元谋县委统战部李明洁，南华县委统战部孔金兰，民进楚雄州委周嘉文，九三学社楚雄州委孙余霞，州工商联郭庆仲，州侨联高海霞，州佛教协会释净祥。